◆懶得理余光中的賊
不知道傳統的三百六十五行包不包括「翻譯」這一項──我猜是沒有，像我現在一時之間能想得出來的做過這事的古人都是名人兼差或玩票性質，例如辛辛苦苦翻譯他從天竺國辛辛苦苦帶回來的佛經的玄奘，或者是曾經替唐玄宗翻譯西域使節所呈上的「番文」書信的李白：哪，前者的主要目標當然是在弘揚佛法，結果似乎即使是堂堂大唐也少有既深具佛學造詣又精通梵文如玄奘者，他老人家只好「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接掌了佛經翻譯的重責大任（想來他應該是比較類似召集人／總編輯／校譯審稿，手下當然還有僧眾進行翻譯）；後者顯然是因為常常奉旨進宮提供「美酒喝到飽＋即席吟詩」等高級娛樂（同時還得冒著作品惹惱貴妃之類的風險），而且他又正好通曉番文，於是在皇帝老兒一聲令下，被尊為詩仙的大詩人也就客串了一下外交部小官的工作。除此之外，能靠翻譯──更重要的是，「單」靠翻譯──而留名青史（至少是中國歷史）的人幾乎是完全沒有，否則別的不提，就說張騫通西域、鄭和下西洋這類路途迢遙、時間長且次數多、又有重大文化影響和歷史意義的行動吧，難道他們浩浩蕩蕩的陣容中就不會帶上幾個通譯？但我們可曾聽說過其中的誰誰誰呢？
不過這些都不是重點。重點是，近一兩年來，我慢慢愈來愈覺得──哎，幹咱們這一行的似乎跟柏尼‧羅登拔之類的「雅賊」有些類似。怎麼說呢？就是當我們的活兒做得讓別人注意到的時候通常不是好事──小偷失風被逮，翻譯出錯被抓包；而你做得精彩、做得巧妙的時候則多半不會有人留心──小偷神不知鬼不覺地得手後飄然遠去不留痕跡，譯作出版後讓讀者讀得渾然忘記自己手上的書曾經過外文中文的偷龍轉鳳。若說真有人留心嗎，大部分也都是某個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同行在暗中點頭欣賞，要不就是職務與吾等直接相關的人──警察之於偷兒，編輯之於譯者──在工作之餘自言自語一聲「這小子撬鎖開保險箱的技術真是不賴」或者「這傢伙的譯註資料查得還蠻詳細的」之類，至於當事人（或說「慣犯」）基本上是聽不到什麼讚美之言的，頂多只能自己私下鼓勵或至少慰勉自己一番。當然啦，雖說翻譯有誤一般不會惹上什麼太大的麻煩而偷竊失手可是要吃牢飯的，但是人家柏尼的店裡還能悄悄供著一位偷兒的守護聖人（雖然我有點懷疑那是不是卜洛克自己瞎掰的），更別提希臘神話裡有身為主神之一的赫密斯剛出生沒多久就小鬼難纏地偷了一群羊、長大後掌管的職司更光明正大地包括竊盜在內，想到這就讓人頗為氣餒──誰可以告訴我所謂「翻譯工作者」有什麼光彩的神祇、聖徒、或最起碼傳奇人物可以讓我們沾個光往自己臉上貼貼金的？
當然，你會說，至少我們有傅雷、梁實秋、余光中等備受尊崇的巨擘前輩可以追隨效法、心嚮往之啊！但老實說，做為一個忝有數年二十餘本實戰經驗的翻譯從事者，我並不認為我們能跟這些文學翻譯大家攀上太多關係。幾年前我曾在報上看到一篇叫做〈翻譯工業不可期望譯者人人皆是余光中〉的文章（作者陳中芷，刊於中時），相當簡明扼要地指出目前台灣譯書市場的種種問題不在話下，不過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與其說是它（確實令我心有戚戚焉）的內容倒不如說是它的標題──我很清楚記得當下看到那題目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這不是廢話嗎！既然都已經明白點出咱們這一行是翻譯工業了，靠工錢吃飯的翻譯作業員（套用近年來工廠招人改用的中聽職稱）和享譽文壇遊於杏壇的翻譯藝術家，兩者的條件、資源、處境、甚至地位相差根本不可以道里計，還說「不可期望人人皆是」云云，讓人難免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
所以我說，我們這些賊是懶得、或者更精確地說是沒本錢「理」余光中的。
◆如果在冬夜，一個黑手
翻譯真難。隨便拿起不管哪一本談翻譯的書，作者開宗明義一定這樣告訴你。除了人人都能朗朗上口的信達雅三達德（類似智仁勇、信望愛之類的），理想中的譯者應該／必須是中外文造詣俱佳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語文能力高超之外更具備豐富專業知識的，如此這般。如果你是個剛登陸地球（特別是降落在台灣）的外星人，看到書上這樣說必然會以為從事翻譯之人個個內外兼修學富五車身懷絕技觸類旁通，就算不被當成國寶級大師，也絕對是專業備受尊重、收入相當豐厚的一群，就像航空公司的駕駛機師一樣。但是……，唔，既然你不是人生地不熟的外星人，這「但是」什麼應該就不需要我多說了吧？
這裡的問題顯然在於飛機開不好可是會死人的，而一本書就算譯得再爛再慘不忍睹也不至於鬧出人命。（極少數死於非命的同業如魯西迪《魔鬼詩篇》的日文版譯者，顯然也不是因為他的譯文品質引起殺手不滿！）我並不想因此就接下去說「什麼阿貓阿狗都在做翻譯」之類妄自菲薄也對不起大多數（可惜我沒有辦法說「所有」）認真工作的同業的話，但國內翻譯品質的良莠不齊確實是不爭又令人洩氣的事實。有時候身兼讀者和譯者的我實在很想跳出來大喊：拜託不是只要懂外文就可以做翻譯的好嗎就像不是只要能開口講話就隨便哪個笨蛋明星都可以出唱片騙錢一樣……
是的，每當大家搖頭嘆息或咬牙切齒地提到翻譯品質低落的問題時，譯者當然是眾矢之的，畢竟那些令人搖頭嘆息或咬牙切齒的文字就是出自他們的手筆。但如果你要問我為什麼會有這種令人搖頭嘆息或咬牙切齒的問題，很對不起我得脫口提供一個非常老套沒創意的大白話答案，那就是：錢太少。是的是的我知道這種答案聽起來簡直敷衍塞責甚至寡廉鮮恥一如劉冠軍案中各相關單位或人士的說詞，但跟他們不同的是：我說的可是實話啊！在此請大家先忍耐一下瑣碎無聊，讓我來算一筆翻譯黑手（是修車廠的那種黑手，不是把某某專案幾十億的錢搞不見的那種黑手）的流水帳給各位聽──而且帳目一清二楚一窮二白，可不像秘密預算那樣喲。
目前出版市場的譯稿費平均每千字從五百到八百台幣不等（至於五百以下的則簡直不忍／堪聞問了），也就是說一本二十萬字（算是偏厚）的書「值」十到十六萬元，這筆錢當然是稿子全部完成之後若干時日（通常是一個月）才拿得到，而且在你終於收到那張不見得全額都是即期的支票之前，國稅局已經先下手為強不由分說地扣掉百分之十了。喂喂，你說，我們一般老百姓不管做什麼工作也都是要交稅的啊！好吧，姑且不管那被一口咬掉令人肉痛不已的10%好了，就說這十到十六萬又是在多長時間之內的進帳？即使不考慮出版社所訂的期限問題──時間太緊迫當然會直接影響譯稿品質，不管是整本「發包」給同一個譯者，還是把書大卸八塊分給數個譯者同時趕工──一個譯者，至少是以翻譯為專職的譯者，就算有意願且有實力去精雕細琢咬文嚼字，也不可能負擔得起把一本書的工作時間拖到四個月以上：這算數很簡單，十六除以四每個月平均收入四萬看來還算可以，但十除以四呢？一個月賺兩萬五當然也能活口（若要養家則很困難），而且你還得一直接得到書，但是「航空公司駕駛機師」之類一定水準以上的專業顯然就不必指望或至少說很難奢求了。
我的意思當然並不是、絕不是說，酬勞微薄這個藉口就可以做為原諒差勁翻譯的免死金牌，但是在譯書市場完全受商業機制宰割的狀況下，一個並不輕鬆、待遇又不佳的工作怎麼可能吸引優秀的人才投入或者久留？大部分的譯者經過若干時日（也就是發現原來沒名沒利又吃力不討好之後）會另謀高就或至少身兼他職；缺乏足夠誘因讓人願意戮力以赴長期耕耘，好譯者的養成變得比較像是個人單打獨鬥、面壁多年的艱苦修為和堅持，而非盍興乎來、後浪推前浪的江山代有才人出。那麼如一些關心譯書品質的人所鼓吹或主張的，延請「學者專家」來翻譯是否就能解決問題？這種說法乍看之下似乎是尊重專業，事實上卻恰恰忽視了翻譯本身就是一項專業的事實。翻譯除了講究語文能力和本身的學素養之外，絕對是需要經驗累積和不斷學習磨練的，心有旁騖得時時靠其他活計掙錢的譯者固然難以進步成長，術業有專攻的專家也不見得會是稱職的譯者；再說學者專家都各有正職的研究或教學工作要進行，就算譯筆甚健也只能偶一為之，以如此杯水車薪來應付出版界大量的、各式各樣的譯書需求是不切實際的，更不用說改善整體譯書市場的生態了。何況，我們難道要把翻譯品質的提升全寄望於這些「票友」，而無視於關係到眾多靠這一行吃飯的黑手們的、更常態更切身的問題？
◆我等孽子之輩
當然，也不能說國內完全沒人在注意這個問題，例如各文學雜誌三不五時會出個翻譯專題或特刊，政府和民間也有極少數針對或起碼包括翻譯此一項目的獎助金等；但前者多半只見學院高塔內舞文弄墨式的清談──比方說「論莎士比亞劇作中『玫瑰』的三十八種譯法」之類的──後者則掛一漏萬九牛一毛，不論在數量或範圍上都與絕大多數翻譯黑手的日常工作相距甚遠，很難對譯書工業達到鼓勵、激盪、甚至監督的效果。近來倒是有些有心人起而行另闢蹊徑，例如「翻譯工作坊」的成立，「希望一方面讓有興趣的朋友們有共同討論的園地，同時更期許能成為國內譯評文化的橋頭堡，帶動翻譯書譯評的風氣，進一步提升國內的翻譯文化」（引自該網站首頁）。這其中的關鍵字在於「譯評」。工作坊的發起人之一傅大為就慷慨陳詞曰：「評論一本翻譯書，與評論原書，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所以，若是評論一本翻譯書，但卻不評論其翻譯，假裝其為原文書，則是不負責的行為。」
身為大部分時間被當作隱形人的譯者，我自然深能體會及同意這種看法。偶爾在書評版面不小心見到自己翻的書，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迅速掃瞄一遍有沒有什麼誤譯之處被糾舉──小偷在報上讀到自己幹下的竊案報導，趕快故做鎮定地看看有沒有留下什麼失誤線索被人家發現。至於書評作者如果福至心靈順筆帶上一句「翻譯流暢，可讀性甚高」之類，我都是把它當作「久仰久仰、幸會幸會」這樣的客套話來看，當不得真的。（必須趕快說明的是，我也了解書評者受限於一兩千字的篇幅，不可能洋洋灑灑旁徵博引地寫它個面面俱到，重點只能放在書的內容簡介和評析，至於翻譯部分只要沒有大錯通常都無暇談及。──這話不說清楚不行，免得到處得罪人哪）
要正視翻譯品質的問題，建立良好的譯評體制當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多少可以理解戚國雄說「『創作』是嫡長子，有正統學術價值，次為『翻譯』，屬非正統之孽子旁枝，是字典加文法書的工作，而『譯評』則等而下之，為『孽子之孽子』，連旁枝末流都夠不上」的那股窩囊氣。做為一個每個月都花不少血汗錢買書、關心也挑剔國內出版品質的讀者，我當然樂見也讚佩這方面的努力，但換個角度，我在讀譯評的時候卻很難不油然而生某種無奈或無力的感覺。一篇譯評會提到的問題基本上約略可分為三類：一、譯者最起碼不該犯（也是最容易被識破）的錯誤，包括字義文意語氣專有名詞特殊典故等等等；二、意思大致通順無誤，不過或可有更貼切或更漂亮的譯法；三、就原作者的思路或理論體系做解釋釐清──這點最常見於專業理論／經典作品，評者和譯者的門檻要求當然也更高。除了第一點是勘誤性質其實主要不該靠譯評來做之外（這當然應是編輯的工作，後面還會談到），後兩部分的相關討論是很重要也絕對能讓讀者譯者都受益無窮的。但翻譯工業畢竟不是學術研討會或者文學獎評審，在沒有嚴重失誤的前提下，字斟句酌、慢工出細活的講究對我們這些生產線上的作業員而言近乎奢侈，就算不說「非不能也實不為也」（這樣好像太抬舉自己了），也是心有餘而力（不只是才力，更是財力）不足的。
傅大為在〈STS翻譯與校訂的幾點參考要則〉中指出，「一本翻譯書的翻譯錯誤，可能有如下幾種：a.外文程度不行，b.譯者所具有的各種意識形態（如政治、性別、文化等）的誤導，c.譯者知識的背景對原書主題的生疏或誤導，d.譯者不小心誤讀。」這四點都所言甚是、都很值得反省檢討，在翻譯工作坊所收錄的一些譯評中也可見到評論者對特別是b、c兩點的用心著力。問題是這兩項適用的範圍畢竟比較侷限於特殊專業理論性的作品，我可以理解翻譯工作坊諸君（多為學術界中人）的嚴重關切，因為這類作品的翻譯直接關係到新／重要思潮的引介和傳播；但對於佔譯書出版量大宗的其他書籍而言，似乎除了a，也就是「字典加文法書」的最低下限之外，依然沒有更進一步的評析標準。此外，我覺得論者慣常忽略了「一本翻譯書並不是直接從譯者的電腦裡生出來然後就送到書店去上架」這項重要事實，換言之，忽略了出版社在這其中扮演的決定性角色。在一本翻譯品質欠佳的書竟然會出現在讀者面前之前，出版社是不是有義務也有責任應該：a.慎選／篩選稱職的譯者，b.由編輯仔細處理稿件，c.如果有需要，請專業人士加以審訂，d.萬一真的不得已，將譯稿交給其他合適譯者再做修改潤飾？更不消說很多時候出版社選擇交到譯者手上的「原書」根本不是原文，而是原文的（天知道品質如何的）英譯本──難免使有被迫害妄想的讀者產生對第三手翻譯的焦慮；同樣的，這並不能一句「台灣缺乏英語以外的外文人才」就搪塞了事，國內第二外語的人才確實較少但並非完全付之闕如，何況需求／重視程度與人才多寡之間的關係也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條列還可以繼續下去，出版社編輯過程中常見的差錯又可分為a.譯文的錯誤和疏漏沒有糾正，b.該添註的資料沒有補充，c.不該改的地方被改，扭曲了原本的字義文意，甚至使正確的譯名或註解變成錯的，d.削足適履或胡亂修剪行道樹式的刪修，原書的題獻謝詞索引書目等等憑空消失早已不稀奇了，偶爾看到一本從序到跋、從圖表到註腳、從參考書目到中英對照索引一應俱全的書簡直就足以讓讀者受寵若驚感激涕零……
再一次，我不是要把譯者的責任都推到出版社頭上然後黑鍋都丟給編輯去背──而且我也知道出版社編輯的處境恐怕不比我們這些翻譯黑手好到哪裡去，這點可能需要另請專職編輯苦力來吐吐他們的苦水……。總之，我想講的是，不論譯書的品質好壞，出版社在它的生產上都佔有絕對的主導地位，但譯評之力於出版社有何哉？說得更露骨一點，在台灣一本書譯得好不好跟賣得好不好並沒有太大關係──既然出版社認為讀者不在乎翻譯品質，而銷售量也似乎證明大部分（也就是除了寫譯評的那些龜毛傢伙之外）的讀者確實不在乎，那麼出版社當然也就在商言商地不必去在乎；控制生產的環境條件若沒有改變，讓譯者單獨承受批評的壓力不甚合理也沒什麼用處，想要藉此「提升翻譯文化」未免有些驢唇不對馬嘴的尷尬。老實說，我在這一點上的看法毋寧更接近陳中芷那篇文章所說的：「想在市場報酬限制下，每年等翻譯成品出版後，再伏案苦苦評論，選拔好譯書譯者，訴諸譯者的榮譽心，期望達到消基會的效果。這種封神榜式的做法，還是太過童騃。講翻譯是技藝，就得細索磨技的基本條件和環境，是否還有先行改善的空間。」
「改善的空間」當然是有的──而且大得足以停放好幾艘拉法葉艦。問題是該怎麼改善？這，呃……
◆不管黑貓白貓，會報明牌的就是好貓
其實我自己從事翻譯也不過四五年，比我更有經驗、更有資格發表意見的同業前輩絕對所在多有；然而台灣藝文出版界至今鮮少聽見來自譯者的聲音──以我小人之心的猜度：大概是大家忙於累於工作之餘，很難有那個心力或心情來高談闊論吧？（例如我自己每交出一本書稿，就會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沒胃口碰電腦、寫東西，只想整天躺在客廳看電視……）但日復一日翻譯的過程或許有點像貓舔理自己的毛：是一種爬梳、一種整理，帶來必須的清潔和秩序卻也在胃裡累積起毛球，不咳吐出來終究是不行的。當然啦，貓把毛球吐出來之後就可以甩著尾巴走開了事，但我還得面對給這篇文字下個結論的窘境……。
陳中芷文中說，「各自為政的譯者能夠組織起來彼此交流，或許會是改善譯書品質、爭取譯者工作保障另一種更積極的途徑」，善哉斯言。他並舉出德國的例子，「支撐譯書的專業品質既不是政府也不單靠學院裡的資源，而是大小的翻譯工作者協會。……組織化的結果，是供得起譯者獎助金和各種進修機會，以及法律保障……讓翻譯品質可以不完全受制於出版社有限的報酬，也讓翻譯工作的性質脫離十九世紀中期以降德國教授夫人附庸風雅的智力較勁」，聽來令人好不神往。但外文中譯的情況更加複雜的是，譯者來源並不僅限於台灣，還包括各種外語人才更多（尤其是所謂「冷僻」的外語）、稿費卻可以更低的中國大陸──何況有很多經典著作在海峽對岸早就譯好現成了。（至於大陸的譯稿是否要經過更仔細的編輯以適合台灣讀者，這有時候得看各出版者的「良心」，或者這麼說吧，對支出成本和書籍品質之間比例不同的考量。）在人口龐大、極具發展潛力的中文閱讀／出版市場中，如何將兩岸譯者各有所長的這項事實化為良性競爭交流而非互相削弱牽制的惡性循環，是個嚴肅也龐大的課題，顯然不是本文範圍（或本文作者的能力範圍）能夠觸及的。與此同時，吾等翻譯業界勞工除了繼續在崗位上打拚期待「福氣啦！」的來臨，或許暫且只能做做不著邊際的、關於（我從來不買的）樂透彩券的夢──等我中了頭獎，就來開一家出版社支付優厚的薪資給認真專業的好譯者和好編輯、不計血本出版好書云云（而且獎額一定得是獨得至少上億，這樣才夠我賠一段時間啊！）……
喵。
('02)
2008/12/16
2008/11/28
Shaggability
今天有人帶來兩條鮮魚做了些
曖昧又顯然的提議
我說抄襲是不可取的而且
我又不喜歡吃魚
其實我真正想做的
真正熱血沸騰想做的
是玩一局好的拼字遊戲
只用三塊方形小木片成功
打出困難的字母並且
一舉贏得三倍分數同時
還順便教給對方新單字那樣
謙抑又優雅的得意
如果被問到啊你是在哪學的舞呢
那就打個蝴蝶結謝謝他
但太重視隱喻
也可能是個問題
畢竟我們很難解釋
難道要我哭給你看
我只好安慰他說
是我的貓不喜歡你的狗吧
然後他就回去了
('02)
曖昧又顯然的提議
我說抄襲是不可取的而且
我又不喜歡吃魚
其實我真正想做的
真正熱血沸騰想做的
是玩一局好的拼字遊戲
只用三塊方形小木片成功
打出困難的字母並且
一舉贏得三倍分數同時
還順便教給對方新單字那樣
謙抑又優雅的得意
如果被問到啊你是在哪學的舞呢
那就打個蝴蝶結謝謝他
但太重視隱喻
也可能是個問題
畢竟我們很難解釋
難道要我哭給你看
我只好安慰他說
是我的貓不喜歡你的狗吧
然後他就回去了
('02)
The Snow That I Never Got to See
falls
While I feel and falter
Fathomless phantom
Perhaps six years later
In a tropical island's
Summertime winter
('01)
While I feel and falter
Fathomless phantom
Perhaps six years later
In a tropical island's
Summertime winter
('01)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好像是今年四月間吧我在電影院第一次看到蕭菊貞的《銀簪子》，之後算是有些激動地跟朋友和家人都提到並大力推銷這部紀錄片，自己還在心裡想著該寫篇相關的文字；時隔半年，百無聊賴逛頻道的某晚我又在公視與它巧遇且再次乖乖地從頭到尾看完。那篇自己「發願」要動筆的東西還是沒寫出來，卻也還是總記掛著要寫出來，這揮之不去的念頭梗在我腦袋角落某處就像童話故事中公主眠床九層鵝毛墊被下的那顆豌豆。一直沒寫是因為我的出身背景和蕭菊貞有許多相似之處，擔心一動筆便會洩漏或至少摻雜太多個人的私情私語；但一直不能不想著要寫則是因為我somehow覺得──這是我們「欠」蕭菊貞的。
我們？我們是誰？
關於「我們」的總稱有好幾種叫法，例如眷村小孩，例如外省仔，還有例如噁爛煽情選舉語言所稱的芋頭蕃薯中的那個芋頭。「我們」的共通點是有一個跟著國民黨軍隊來台的爸爸，一個或本省籍或原住民或外省籍的媽媽，若干在遙遠陌生「老家」從未謀面的親戚；「我們」通常住在取了莊敬自強勵精圖治名稱的某某新村，讀書的時候大概不曾因不小心脫口說出台語而被罰過錢。但即使在邊努力尋思邊小心翼翼寫下這些句子的同時，我也不停疑惑著它們的真正共同性。我們，真的有「我們」這個族群存在嗎？
在大多數的論述中，這問題的答案好像毋庸置疑。道上混的有外省幫，選戰開打各方緊守或爭搶外省票，近來還出現一些呼聲要成立眷村博物館、保存眷村文化；而台灣文壇在早年的軍中作家、反共作家隨時代消逝之後，又有中青代的眷村文學繼之，尤其到朱天心備受矚目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恍若祭文上下求索竹籬笆內的記憶幽魂，儼然成為一部斷代的碑文。但出了這些抽象、概念化的範疇，我常常尷尬地感覺自己不知身在何方。由於逐一改建、年輕人口外流四散，我們那些擁擠破舊程度不一的村子的地理形貌正在崩解，同時老一輩如同下坡路加速般愈來愈快的凋零，也使它們（我們）的歷史像車窗外不斷後退的景物愈來愈模糊不可辨識。
朱天心那篇近十年前出版的小說雖然有著頗大的格局，但處理的畢竟限於如今四十多乃至五十歲那一代兄姊的回憶，與我們這些年屆而立的小弟小妹的經驗有相當差距，也不包括我們的父母叔伯。比較晚近（也比較與我們同一世代）的駱以軍用《月球姓氏》努力挖掘家族史潛意識中的焦慮紊亂，充滿了父傳（不了）子的、時代錯置的包袱，是我們這些小孩很多人都有過的體驗，但書裡許多私密的情結還是比較偏向作者個人驅魔除魅（exorcise）的過程。此外，1989年表演工作坊在大陸政策逐漸開放之際推出的《這一夜，誰來說相聲》中，前有「國家」以爆笑方式呈現出早年眷村生活的片段拼接，後有「四郎探親」精采地將四十年離散的荒謬悲涼濃縮於一個返鄉探親老人的旅程，是我覺得表現十分傑出的文本；但在相聲段子與段子之間、笑聲與笑聲之間，仍有許多東西容易被遺漏、被忽略。一直到《銀簪子》，我才驚訝、熟悉、又慚愧地看見有人終於說出了我們父親那些瘖啞幾近失聲的故事。替我們說出。
所以我總覺得，我們這些沈默太久的兒子女兒們欠蕭菊貞一筆。
我自己的背景與蕭菊貞有若干相近之處，包括我好像和她同年，連父親的年紀都很接近（蕭伯伯在台灣結婚時已年過四十，我爸也差不多，所以三十歲上下的我們算來該是所謂外省第二代中最靠近尾巴的一個「梯次」了），並且同樣是一個沒有兒子的家庭中的女兒。這感覺其實蠻詭異的，因為坐在黑漆漆電影院裡的眾人之間，我卻多少有種自己正被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的幻覺妄想；但當然不消說，這樣所產生的情緒共鳴相當強烈。如果將看這部片子的過程比擬成潛水，我在一開始幾分鐘就毫不費力地潛到了深處，並且在擁有共通經驗為伸縮鏡頭的助力下，能以更清楚的焦距和景深看見海床上的景物。於是我看見銀幕上（更多時候是在攝影機後）的蕭菊貞代替我問了爸爸種種關於老家的事、關於他自己年輕時輾轉來台的過程、關於他是怎麼跟媽媽認識結婚的，看見她代替我陪爸爸返鄉、祭墳、與親戚團聚，而更重要的是，看見她記錄下孑然如融雪般迅速消失的老榮民的身影──那些在台灣沒有成家、沒有親人、又由於種種因素再也回不去昔日那個家的叔叔伯伯，那些我們爸爸的could have been。
印象很深刻的一段是講馮樹勛伯伯，我們一邊聽到這位伯伯曾如何在蕭伯伯為生計發愁時替他介紹了工作，一邊看到的是一張有點發黃的、高胖中年男子站在花樹邊微笑的照片。照片？妳想，馮伯伯許是已經辭世了吧。畫面接下來轉到屏東榮民之家，隨著鏡頭跟著蕭伯伯蕭媽媽的腳步逐漸往裡走，我的心也逐漸往下沈──不，不要，不會吧……。攝影機終於來到掛著手寫「馮樹勛」名牌的病床旁，當年豪爽的北方大漢在年歲和酒精中毒的摧殘下，已經變成終日側身蜷縮在床上、沒有行動能力、甚至言語和神智都不清的一把如柴瘦骨。在這裡蕭菊貞並沒有做任何誇張煽情的處理，只是讓一位位能動的不能動的、清醒的不清醒的、病殘程度不一的伯伯出現在鏡頭裡，讓他們說說話，讓我們看見他們每一天的生活實況。我真的覺得哀傷，不只是因為他們的晚景確實淒涼，更因為我自己曾經無數次──特別是不管在什麼地方看見孤伶伶「老芋仔」的時候──隱隱想到過：如果當年他沒有結成婚、如果當年的機緣巧合有一點點不同，這些衰弱貧病全然無依的老人也可能就是我父親，或者小時候常出入我們家的王叔叔李伯伯……
所以，這樣的觀影經驗當然摻雜了許多個人的情緒和感傷，就像《銀簪子》也是一部充滿蕭菊貞和蕭伯伯歸鄉／尋根之旅私人記憶的電影。但個人經驗並不必然代表狹隘，這點可以從《銀簪子》在國內外不同地方放映都引起相當大迴響得到印證。在澳洲有所謂「被偷的一代」，是當年殖民政府強將原住民嬰幼兒帶離原生家庭、送交白人收養撫育的歷史荒謬劇；我常常覺得我父親這一輩的老兵也正是被偷走的一代，他們少小離家老大難回，把大半生的歲月都賣給了國家和政府（我說賣不是指他們自己的心態，而是想到了那紙令人哭笑不得的「戰士授田證」）──而且更諷刺的是，他們絕大多數人概念中的那個「國家」和「政府」現在其實已經不存在了，就像他們絕大多數人魂牽夢縈的那個老家實際上也早已不存在了一樣。這是所謂受命運播弄的時代悲劇，我絕非──相信蕭菊貞也並無意──要強調我們父親的苦難高於這片土地上的其他任何人，但他們的歷史是不該被遺忘的，而蕭菊貞的這部紀錄片，為「我們」所有人都留下了一支傳家的、傳子也傳女的銀簪子。
('01)
我們？我們是誰？
關於「我們」的總稱有好幾種叫法，例如眷村小孩，例如外省仔，還有例如噁爛煽情選舉語言所稱的芋頭蕃薯中的那個芋頭。「我們」的共通點是有一個跟著國民黨軍隊來台的爸爸，一個或本省籍或原住民或外省籍的媽媽，若干在遙遠陌生「老家」從未謀面的親戚；「我們」通常住在取了莊敬自強勵精圖治名稱的某某新村，讀書的時候大概不曾因不小心脫口說出台語而被罰過錢。但即使在邊努力尋思邊小心翼翼寫下這些句子的同時，我也不停疑惑著它們的真正共同性。我們，真的有「我們」這個族群存在嗎？
在大多數的論述中，這問題的答案好像毋庸置疑。道上混的有外省幫，選戰開打各方緊守或爭搶外省票，近來還出現一些呼聲要成立眷村博物館、保存眷村文化；而台灣文壇在早年的軍中作家、反共作家隨時代消逝之後，又有中青代的眷村文學繼之，尤其到朱天心備受矚目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恍若祭文上下求索竹籬笆內的記憶幽魂，儼然成為一部斷代的碑文。但出了這些抽象、概念化的範疇，我常常尷尬地感覺自己不知身在何方。由於逐一改建、年輕人口外流四散，我們那些擁擠破舊程度不一的村子的地理形貌正在崩解，同時老一輩如同下坡路加速般愈來愈快的凋零，也使它們（我們）的歷史像車窗外不斷後退的景物愈來愈模糊不可辨識。
朱天心那篇近十年前出版的小說雖然有著頗大的格局，但處理的畢竟限於如今四十多乃至五十歲那一代兄姊的回憶，與我們這些年屆而立的小弟小妹的經驗有相當差距，也不包括我們的父母叔伯。比較晚近（也比較與我們同一世代）的駱以軍用《月球姓氏》努力挖掘家族史潛意識中的焦慮紊亂，充滿了父傳（不了）子的、時代錯置的包袱，是我們這些小孩很多人都有過的體驗，但書裡許多私密的情結還是比較偏向作者個人驅魔除魅（exorcise）的過程。此外，1989年表演工作坊在大陸政策逐漸開放之際推出的《這一夜，誰來說相聲》中，前有「國家」以爆笑方式呈現出早年眷村生活的片段拼接，後有「四郎探親」精采地將四十年離散的荒謬悲涼濃縮於一個返鄉探親老人的旅程，是我覺得表現十分傑出的文本；但在相聲段子與段子之間、笑聲與笑聲之間，仍有許多東西容易被遺漏、被忽略。一直到《銀簪子》，我才驚訝、熟悉、又慚愧地看見有人終於說出了我們父親那些瘖啞幾近失聲的故事。替我們說出。
所以我總覺得，我們這些沈默太久的兒子女兒們欠蕭菊貞一筆。
我自己的背景與蕭菊貞有若干相近之處，包括我好像和她同年，連父親的年紀都很接近（蕭伯伯在台灣結婚時已年過四十，我爸也差不多，所以三十歲上下的我們算來該是所謂外省第二代中最靠近尾巴的一個「梯次」了），並且同樣是一個沒有兒子的家庭中的女兒。這感覺其實蠻詭異的，因為坐在黑漆漆電影院裡的眾人之間，我卻多少有種自己正被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的幻覺妄想；但當然不消說，這樣所產生的情緒共鳴相當強烈。如果將看這部片子的過程比擬成潛水，我在一開始幾分鐘就毫不費力地潛到了深處，並且在擁有共通經驗為伸縮鏡頭的助力下，能以更清楚的焦距和景深看見海床上的景物。於是我看見銀幕上（更多時候是在攝影機後）的蕭菊貞代替我問了爸爸種種關於老家的事、關於他自己年輕時輾轉來台的過程、關於他是怎麼跟媽媽認識結婚的，看見她代替我陪爸爸返鄉、祭墳、與親戚團聚，而更重要的是，看見她記錄下孑然如融雪般迅速消失的老榮民的身影──那些在台灣沒有成家、沒有親人、又由於種種因素再也回不去昔日那個家的叔叔伯伯，那些我們爸爸的could have been。
印象很深刻的一段是講馮樹勛伯伯，我們一邊聽到這位伯伯曾如何在蕭伯伯為生計發愁時替他介紹了工作，一邊看到的是一張有點發黃的、高胖中年男子站在花樹邊微笑的照片。照片？妳想，馮伯伯許是已經辭世了吧。畫面接下來轉到屏東榮民之家，隨著鏡頭跟著蕭伯伯蕭媽媽的腳步逐漸往裡走，我的心也逐漸往下沈──不，不要，不會吧……。攝影機終於來到掛著手寫「馮樹勛」名牌的病床旁，當年豪爽的北方大漢在年歲和酒精中毒的摧殘下，已經變成終日側身蜷縮在床上、沒有行動能力、甚至言語和神智都不清的一把如柴瘦骨。在這裡蕭菊貞並沒有做任何誇張煽情的處理，只是讓一位位能動的不能動的、清醒的不清醒的、病殘程度不一的伯伯出現在鏡頭裡，讓他們說說話，讓我們看見他們每一天的生活實況。我真的覺得哀傷，不只是因為他們的晚景確實淒涼，更因為我自己曾經無數次──特別是不管在什麼地方看見孤伶伶「老芋仔」的時候──隱隱想到過：如果當年他沒有結成婚、如果當年的機緣巧合有一點點不同，這些衰弱貧病全然無依的老人也可能就是我父親，或者小時候常出入我們家的王叔叔李伯伯……
所以，這樣的觀影經驗當然摻雜了許多個人的情緒和感傷，就像《銀簪子》也是一部充滿蕭菊貞和蕭伯伯歸鄉／尋根之旅私人記憶的電影。但個人經驗並不必然代表狹隘，這點可以從《銀簪子》在國內外不同地方放映都引起相當大迴響得到印證。在澳洲有所謂「被偷的一代」，是當年殖民政府強將原住民嬰幼兒帶離原生家庭、送交白人收養撫育的歷史荒謬劇；我常常覺得我父親這一輩的老兵也正是被偷走的一代，他們少小離家老大難回，把大半生的歲月都賣給了國家和政府（我說賣不是指他們自己的心態，而是想到了那紙令人哭笑不得的「戰士授田證」）──而且更諷刺的是，他們絕大多數人概念中的那個「國家」和「政府」現在其實已經不存在了，就像他們絕大多數人魂牽夢縈的那個老家實際上也早已不存在了一樣。這是所謂受命運播弄的時代悲劇，我絕非──相信蕭菊貞也並無意──要強調我們父親的苦難高於這片土地上的其他任何人，但他們的歷史是不該被遺忘的，而蕭菊貞的這部紀錄片，為「我們」所有人都留下了一支傳家的、傳子也傳女的銀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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