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今年四月間吧我在電影院第一次看到蕭菊貞的《銀簪子》，之後算是有些激動地跟朋友和家人都提到並大力推銷這部紀錄片，自己還在心裡想著該寫篇相關的文字；時隔半年，百無聊賴逛頻道的某晚我又在公視與它巧遇且再次乖乖地從頭到尾看完。那篇自己「發願」要動筆的東西還是沒寫出來，卻也還是總記掛著要寫出來，這揮之不去的念頭梗在我腦袋角落某處就像童話故事中公主眠床九層鵝毛墊被下的那顆豌豆。一直沒寫是因為我的出身背景和蕭菊貞有許多相似之處，擔心一動筆便會洩漏或至少摻雜太多個人的私情私語；但一直不能不想著要寫則是因為我somehow覺得──這是我們「欠」蕭菊貞的。
我們？我們是誰？
關於「我們」的總稱有好幾種叫法，例如眷村小孩，例如外省仔，還有例如噁爛煽情選舉語言所稱的芋頭蕃薯中的那個芋頭。「我們」的共通點是有一個跟著國民黨軍隊來台的爸爸，一個或本省籍或原住民或外省籍的媽媽，若干在遙遠陌生「老家」從未謀面的親戚；「我們」通常住在取了莊敬自強勵精圖治名稱的某某新村，讀書的時候大概不曾因不小心脫口說出台語而被罰過錢。但即使在邊努力尋思邊小心翼翼寫下這些句子的同時，我也不停疑惑著它們的真正共同性。我們，真的有「我們」這個族群存在嗎？
在大多數的論述中，這問題的答案好像毋庸置疑。道上混的有外省幫，選戰開打各方緊守或爭搶外省票，近來還出現一些呼聲要成立眷村博物館、保存眷村文化；而台灣文壇在早年的軍中作家、反共作家隨時代消逝之後，又有中青代的眷村文學繼之，尤其到朱天心備受矚目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恍若祭文上下求索竹籬笆內的記憶幽魂，儼然成為一部斷代的碑文。但出了這些抽象、概念化的範疇，我常常尷尬地感覺自己不知身在何方。由於逐一改建、年輕人口外流四散，我們那些擁擠破舊程度不一的村子的地理形貌正在崩解，同時老一輩如同下坡路加速般愈來愈快的凋零，也使它們（我們）的歷史像車窗外不斷後退的景物愈來愈模糊不可辨識。
朱天心那篇近十年前出版的小說雖然有著頗大的格局，但處理的畢竟限於如今四十多乃至五十歲那一代兄姊的回憶，與我們這些年屆而立的小弟小妹的經驗有相當差距，也不包括我們的父母叔伯。比較晚近（也比較與我們同一世代）的駱以軍用《月球姓氏》努力挖掘家族史潛意識中的焦慮紊亂，充滿了父傳（不了）子的、時代錯置的包袱，是我們這些小孩很多人都有過的體驗，但書裡許多私密的情結還是比較偏向作者個人驅魔除魅（exorcise）的過程。此外，1989年表演工作坊在大陸政策逐漸開放之際推出的《這一夜，誰來說相聲》中，前有「國家」以爆笑方式呈現出早年眷村生活的片段拼接，後有「四郎探親」精采地將四十年離散的荒謬悲涼濃縮於一個返鄉探親老人的旅程，是我覺得表現十分傑出的文本；但在相聲段子與段子之間、笑聲與笑聲之間，仍有許多東西容易被遺漏、被忽略。一直到《銀簪子》，我才驚訝、熟悉、又慚愧地看見有人終於說出了我們父親那些瘖啞幾近失聲的故事。替我們說出。
所以我總覺得，我們這些沈默太久的兒子女兒們欠蕭菊貞一筆。
我自己的背景與蕭菊貞有若干相近之處，包括我好像和她同年，連父親的年紀都很接近（蕭伯伯在台灣結婚時已年過四十，我爸也差不多，所以三十歲上下的我們算來該是所謂外省第二代中最靠近尾巴的一個「梯次」了），並且同樣是一個沒有兒子的家庭中的女兒。這感覺其實蠻詭異的，因為坐在黑漆漆電影院裡的眾人之間，我卻多少有種自己正被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的幻覺妄想；但當然不消說，這樣所產生的情緒共鳴相當強烈。如果將看這部片子的過程比擬成潛水，我在一開始幾分鐘就毫不費力地潛到了深處，並且在擁有共通經驗為伸縮鏡頭的助力下，能以更清楚的焦距和景深看見海床上的景物。於是我看見銀幕上（更多時候是在攝影機後）的蕭菊貞代替我問了爸爸種種關於老家的事、關於他自己年輕時輾轉來台的過程、關於他是怎麼跟媽媽認識結婚的，看見她代替我陪爸爸返鄉、祭墳、與親戚團聚，而更重要的是，看見她記錄下孑然如融雪般迅速消失的老榮民的身影──那些在台灣沒有成家、沒有親人、又由於種種因素再也回不去昔日那個家的叔叔伯伯，那些我們爸爸的could have been。
印象很深刻的一段是講馮樹勛伯伯，我們一邊聽到這位伯伯曾如何在蕭伯伯為生計發愁時替他介紹了工作，一邊看到的是一張有點發黃的、高胖中年男子站在花樹邊微笑的照片。照片？妳想，馮伯伯許是已經辭世了吧。畫面接下來轉到屏東榮民之家，隨著鏡頭跟著蕭伯伯蕭媽媽的腳步逐漸往裡走，我的心也逐漸往下沈──不，不要，不會吧……。攝影機終於來到掛著手寫「馮樹勛」名牌的病床旁，當年豪爽的北方大漢在年歲和酒精中毒的摧殘下，已經變成終日側身蜷縮在床上、沒有行動能力、甚至言語和神智都不清的一把如柴瘦骨。在這裡蕭菊貞並沒有做任何誇張煽情的處理，只是讓一位位能動的不能動的、清醒的不清醒的、病殘程度不一的伯伯出現在鏡頭裡，讓他們說說話，讓我們看見他們每一天的生活實況。我真的覺得哀傷，不只是因為他們的晚景確實淒涼，更因為我自己曾經無數次──特別是不管在什麼地方看見孤伶伶「老芋仔」的時候──隱隱想到過：如果當年他沒有結成婚、如果當年的機緣巧合有一點點不同，這些衰弱貧病全然無依的老人也可能就是我父親，或者小時候常出入我們家的王叔叔李伯伯……
所以，這樣的觀影經驗當然摻雜了許多個人的情緒和感傷，就像《銀簪子》也是一部充滿蕭菊貞和蕭伯伯歸鄉／尋根之旅私人記憶的電影。但個人經驗並不必然代表狹隘，這點可以從《銀簪子》在國內外不同地方放映都引起相當大迴響得到印證。在澳洲有所謂「被偷的一代」，是當年殖民政府強將原住民嬰幼兒帶離原生家庭、送交白人收養撫育的歷史荒謬劇；我常常覺得我父親這一輩的老兵也正是被偷走的一代，他們少小離家老大難回，把大半生的歲月都賣給了國家和政府（我說賣不是指他們自己的心態，而是想到了那紙令人哭笑不得的「戰士授田證」）──而且更諷刺的是，他們絕大多數人概念中的那個「國家」和「政府」現在其實已經不存在了，就像他們絕大多數人魂牽夢縈的那個老家實際上也早已不存在了一樣。這是所謂受命運播弄的時代悲劇，我絕非──相信蕭菊貞也並無意──要強調我們父親的苦難高於這片土地上的其他任何人，但他們的歷史是不該被遺忘的，而蕭菊貞的這部紀錄片，為「我們」所有人都留下了一支傳家的、傳子也傳女的銀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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